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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流派的看法

史坛纵论
2000-06-16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史学流派的典型研究成果,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历史观,寄寓着浓厚的学术理想,彰显其特定的学术风格。而学术风格、学理模式与观点论争,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折射出史学家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因此,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结合相关研究领域对多年来西方史学流派的分野与流变作一系统辨析,对其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与学术话语进行深入的探讨,考镜源流,梳理脉络,从中总结出利弊得失,吸取营养,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研究方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对西方史家学术思想的批判借鉴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史学流派,无论他们如何宣称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要对历史现象作纯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但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必然要打上其作为史学家的认知主体的观念烙印。而在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中,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历史观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决定了史学家研究问题的学术旨趣与价值判断。当史学家用某种历史哲学观或社会历史观来考察历史现象并构建起某种学理模式时,这一模式中包含的价值标准及其相应的理论与理路就构成了其学术思想的主流。因此,只有理清西方诸史学流派的学术思想,看他们选择史料与解释历史现象时所具有的倾向性,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的学理模式与研究结论,才能够在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克服那种“唯洋是真”、“唯洋是崇”的治学心态,既充分地吸收其成果中的某些有价值的营养,同时又避免“食洋不化”,人云亦云,不至于紧跟在西方史学家的后面亦步亦趋而无所建树与无所超越。

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流派,还必须克服固守传统和追随新潮这两种倾向,恰当地对待西方近代传统史学的遗产与新史学的成果。在近代西方,兰克学派将视野聚焦在重要的历史人物、事变与制度、思潮上并加以“客观描述”的史学传统,曾经影响了好几代史学家。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史学革命”的发生,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逐渐崛起。新史学一反近代西方的史学传统,主张在“历史长时段”的过程中去揭示历史诸现象的根源与特质,即将研究视野聚焦在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与心态、观念上,力图从中透显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内在因果关系。与之相应,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新政治史学方法、心智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与口述史学方法等也随之盛行。新史学对近代西方传统史学理念与学理模式的权威进行了有力挑战,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许多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重要问题开始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细致分析,由此而丰富了人们对诸多历史现象与历史过程的认识。然而应当看到,当前的西方新史学显现出日渐繁琐化与考据化的趋向,其对细微历史事实的罗列与辨析,给人们带来的大多是一幅幅“碎化”的历史图景,这无疑不利于人们对历史轮廓的整体把握与历史规律性的深入探讨。因此,一味地赶时髦、追新潮,对西方新史学趋之如鹜,盲目崇拜,这也是不可取的。

西方史学流派的学术话语,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由于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与语言习惯的影响,西方史学家在其各自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不少固定的史学术语,用以界定某种历史现象,或用来表达某种特定的概念与现象。一些比较严谨的史学家,还十分注重有关术语的确定性、有效性与权威性,在使用一些尚有争议或意义含混的术语时,也要作相应的注释。要与西方史坛进行平等对话与多向交流,就应当让西方人能够读得懂我们的著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的学术话语。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既要避免那种对西方术语、概念未经过消化而生搬硬套、“全盘洋化”的做法,也要克服那种“因噎废食”、自我封闭的倾向。只有真正地实现了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我国的西方史研究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与国际“接轨”,进而在双向互动的学术交流中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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